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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康德的自然法权是永久和平，但今天，在资本主义有能力毁灭自身的背景下，自然法权已经在人类物种永久生存的意义上被赋予新的内涵，即已经不只是人类能否实现永久和平的问题，而是人类能否实现永久生存的问题。

权力率/权利率只要进入其中，其进入部分后来造成的法律效应就会表现为对法权的减损。但是，这里没分体量与强度，而实际上是以权利或权力体量为基础（更确切地说是以后面支撑权力、权利的相应财产量为基础）做论说的。

权力/权利主导型法权曲线与从0%到100%的权力率/权利率（P/R,其中/表示或）一一对应的法权（F）值可基于公式F(X)=X*(1-X)代入相应数值后求得：如果选用权力主导型法权曲线，就以表示权力率的P及具体百分数（如P3%）代入，表达为F(P3%)=P3%*(1-P3%),*表示乘以。先看几种较典型的权力主导的法权曲线及其对应的法权分配状况。例如，根据瑞士信贷银行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截止2021年底，全球财富总量为463.6万亿美元，平均每个成年人87489美元，而下列国家财富总量（单位：万亿美元）、占全球财富比例（%）和成人人均（美元）数三项指标分别是：中国（大陆）85.107，18.36%，76639。美国145.793，31.45%，579051。俄罗斯 3.789，0.82%，34005。

但是，此举的法律效应可以不仅补充权利之所失，而且可以让其有所增加，因而法权值也会递增。（2）Tmax肯定不是短期的最优税率，它可以是但并不一定是中长期最优税率，因为，设定税率应该多目标兼顾，高税收收入只能是税收追求的多种目标之一，更高的目标应该是个人和广义政府部门财产或财富总量的最大化。可以说，他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宪法义务的性质，宪法上直接的义务并不直接影响有义务的个体，它在根本上只是提升到宪法等级的义务，仍旧需要普通法的成型和转换[21]。

这是一项在逻辑上无法获得规范化的要求，但是它的存在却是宪法的预设，因为任何一部法律的存在都体现了对遵守法律的期待[15]。[13]它是对基本权利过度个人主义解释的否定，Vgl. Nawiasky-Leusser, Die Verfassung des Freistaates Bayern, 2. Aufl.，Munchen, 1976 ff.，Art. 117 Erl. I。‘团结是一种互动关系，在这种关系内主体之间彼此同情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给予对方对等的尊重。虽然规定公民义务是普通法律的任务，但宪法的基本目的则是规定个人权利，并没有为义务条款留下任何余地。

在民商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通常都是对等的，经典的情形是因契约产生的关系。缺乏一定程度的德性将是不可想象的。

团结在这里表现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责任。如果公民无法履行先天的基本义务，例如身体的残疾导致无法上前线打仗，那么他就获得义务的免除，不用为此承担不利后果。它展示了共同体在面临外部危险时，个体为了消除这种危险所承担的责任，它涉及所有国民的生存，要求无条件的牺牲。自由和平等历来都是学者关注的焦点，而博爱却一直隐没在前二者的阴影之中。

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契约理论，通过订立协议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共同体变成了契约社会，不再因某个权威而联系在一起。这样，共同体对于满足基本义务的主张，通过个体义务履行的合理可预期性受到了限制。与自由不同，团结强调责任，它在公法上表现为公民对国家的基本义务。

尽管人和人之间互有差别，但这不妨碍他们同被承认为社会生物。社会公共义务尽管是一项道德义务，但是它具有法律面向，一旦财产的客体处于社会关系之中，当他人同样涉及财产的配置，那么财产所有者对其财产的处置必然会落入法律之中。

它的原初形式是：应当始终把承认首先理解为……对人类主体或组织的积极特征的肯定[34]。也就是说，基于团结的行为会受到持续的召唤，会继续做到更多更好。

作为一项预设，服从法律并非法律的论题。[4]Vgl. Kurt Bayertz, Begriff und Problem der Solidaritat, in: ders.（Hg.），Solidaritat, Begriff und Problem,Frankfurt/M 1998 ．S. 15.[5]Nikolai Hartmann, Ethik, 4. unverande Aufl.，Berlin 1926, S. 489.[6]前注[1]，张千帆文，第26页。人是不依赖他者的独立个体，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作为一个跨越诸如神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要概念，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服从法律是一项先天的基本义务。进入现代之后，家庭模式的团结概念与社会形态之间产生了可否彼此兼容的问题。

五、社会意识中的承认团结在公法之外，团结原则也出现在部门法中，其中以民法最为常见，典型如债务连带责任以及无过失责任。在征兵工作中更是以规定的形式明确这一点。

但是这是两个内容并不明确的概念，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对它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5]家庭模式的团结概念预设了一个超越的力量来源，围绕着共同的祖先权威，社会成员凝聚在一起，祖先权威构成了团结的规范性理由。

强化基本权利的保障与更新和具体化国民的基本义务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例如，服兵役的义务就是一种无条件的存在，它要求公民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做出无条件的牺牲，对此并不存在相对的基本权利。

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之下，方始出现不自由，毋宁死（Vivre libre ou mourir）这类激进的口号。国家机器的运行依赖于赋税，无论是武装力量的维持还是行政机关的开支都离不开税金。独立个体既有订立契约的自由，也有不订立契约的自由，拒绝者并不会因此受到伤害。 摘要: 团结是与自由、平等并列的现代基本价值，在我国的法学研究中却很少受人关注。

在承认范式之下，团结概念再次被注入生命力。但是，宪法的留白并没有包含反对基本义务理念的实质判定，宪法制定者也没有否定这一理念。

在法治国，公民根本上只有通过法律规定才负有法律义务。在德语的各种译法之中，最重要的是Bruderlichkeit和Solidaritat，前者意思是兄弟情谊，后者为团结，它们在事实上也展现了博爱的核心内容—团结在不同阶段的不同侧重。

基本权利并不构成国家的基础，作为一种宪法保障，它无法证立国家。[41]关于我国法律中的家观念与个体自由之间关系的详细论述，参见张龑：论我国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家与个体自由，《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第699～717页。

然而，与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不相匹配的是其在法律中所承受的关注度，对它的忽视乃至排除是产生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其他如刑法方面，虽然仍有零星规定，但是基本不再强调对他人的行为负责，这是现代刑法中罪责自负原则的体现，也是对古代以身份为依托的连带责任的否定。[29]可以说，张维迎教授的论述隐然揭示了契约思维下的连带责任或曰团结原则的内在缺陷。因为，他们不仅产生被动的宽容，而且还激发对他者个体性和特殊性的切实可感的关怀。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一代人对纳粹大屠杀罪行主动集体承担责任亦是此例。个体对他人的承认，是自身获得承认的前提。

基督教文化下的西方社会中，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因而所有人都是兄弟（或姐妹），要相互友爱团结。Fraternite的本义是指兄弟关系、兄弟情谊或者如兄弟一般的友爱。

这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契约构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过于（经济）理性化和功利化。博爱的法文词Fraternite源自拉丁文fraternitas，词根是frater，意为兄弟